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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律师如何力挽狂澜救出《时代周报》女记者

来源:本站
时间:2017-10-29 11:14:03 点击数:


“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广东《时代周报》的女记者最终被无罪释放。”谈起往事,金晓光并不轻松。

【题记】媒体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女性也肩负起“报道事实真相,传播正能量”的重任,但在工作中往往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时代周报》的这位女记者,就遭遇了一次特殊经历。事发后,她没想到因为一位知名律师的介入,自己得以安全“回归”。

事情究竟如何?《易事易说》栏目有幸邀请到了当事律师金晓光,请他来讲述一下那年那月的那个曲折故事。

本期故事主讲嘉宾| 金晓光 律师

— ① —

那是2015年的6月11日,早晨5点我就起床了,因为马上要去首都机场乘飞机去湖北宜昌,开展为周永康之子周滨的公司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副董事长赵明的辩护工作,赵明当时涉嫌串通投标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虚开发票罪,光案卷就200多本,怎样为赵明伸冤是摆在我案头的大事。快到6点刚打开手机,就传来了急促的铃声,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你是金晓光律师吗,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听到这句话,我吃了一惊,公安局找我做什么,还是一大早,“我是金晓光律师”,我拉着箱子边出门打车,边接听电话,“你认识《时代周报》的某某吗?”“有什么事?”,“我现在通知你,我们昨天夜里把她抓了,她现在请你当她的律师”,“什么?”,这是我头一次碰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告诉公安局我请谁谁当我的律师,你们通知他,以前遇到的都是被抓的家属在外面请律师,为了确认下,我又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怎么回事?对方电话说:“我们把某某抓了,她涉嫌诈骗罪,现在在我们手上,她请你当她的律师,通知你一下”,说完,电话就挂了。

— ② —

坐上去机场的出租车,我心里这个堵哇,机票已经买好,宜昌那边还等着工作,还要为赵明洗刷冤情,这边公安就通知记者在里面请了自己当律师,这个飞机今天上还是不上?刚才电话来的太突然,加上打出租车去机场,也没来得及问打电话的刑警姓啥叫啥,没有让她写个书面委托书转给自己。没有记者的书面委托书,又不知道记者家人的电话和住址,就凭公安局的一个电话去看守所会见被抓的记者,看守所肯定不会同意。想到这,我赶紧把电话回拨过去,电话打了多次,再也无人接听,后来就关机了。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上了飞往三峡的飞机,就在飞机起飞前,我迅速拨通了朋友陈刚律师的电话,委托陈刚设法找到刑警帮助办理书面的委托手续。提起这位记者,我并不熟悉,只是2012年在办理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一案中,当全国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谢亚龙遭受到刑讯逼供的时候,这位记者曾数次联系过我,想对我进行专访,由于“你懂得”的原因,我答应的接受采访最后也没有进行。

— ③ —

金晓光在担任谢亚龙律师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我人在宜昌办案,但时不时牵挂着这位刚刚被抓的记者,律师的作用对刚刚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何况人家是在公安把人带走失去自由的那一刻,亲口点名委托的我,虽然仅仅是认识,但人家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这个重托不能不接。在我的脑海中仿佛看见了记者那孤立无助的求救眼神,那种期盼帮助的无奈眼神。在宜昌,一有空闲,我就和陈刚联系。陈刚来回查询,最后初步判断是朝阳分局北部队抓的记者,中午时分多点,陈刚匆匆赶到了远在来广营的朝阳刑警北部队,经过反复打听询问,确认就是他们抓的记者,于是陈刚进一步找到了办案人员,遗憾的是办案人员告知陈刚说记者刚刚被送进朝阳分局看守所(记者后来告诉我,当时还没有送,是下午晚些时候送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表),陈刚没能拿到记者的书面委托书,无奈地火速赶往海淀法院,因为下午在海淀法院还有个案子开庭,虽然着急赶还是迟到了。

— ④ —

陈刚白跑一趟。不,任何努力都不会是白白的付出,成功的道路就是靠这些努力一步一步地搭建起来,陈刚的努力,使我知道了是朝阳分局刑警北部队在办理这起案件,更为重要的是,陈刚了解到了刑警的办公电话,这为我后来的工作缩短了时间,所以说努力不会是白白的付出,它是成功路上必经的桥梁,当你迈过所有的桥梁,你就到达了成功的彼岸!

怎样会见记者?到朝阳看守所试试,讲明情况。陈刚因为第二天还有案件要办,我便另行委托同事曹旭升律师办理,曹律师浑身上下透着成熟稳健的气质,他办这事应该有希望。曹律师提出应该跟《时代周报》报社先联系,联系记者的父母或家人,经过斟酌,我同意了曹律师的想法,嘱咐他赶紧办理。遗憾的是报社也没有记者的详细家庭地址或电话。怎么办,只好委屈曹律师去看守所试试。曹律师虽经努力,但还是被北京市朝阳看守所拒绝。

宜昌的工作行程计划是三天,我呆了二天完成主要工作就匆忙飞回北京,下了飞机后,拉着箱子直奔朝阳看守所。朝阳看守所是一个大所,关押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多,因而等待会见的律师特别多。我到达朝阳看守所的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了,诺大的律师接待室还有一拨律师在排队等待会见。我风尘仆仆地来到窗口与为律师办理手续的年轻女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提出会见记者,没想到女工作人员竟然同意了,不过用肩膀朝后面示意说得和领导请示一下,顺着女工作人员的示意,我看见一位体态稍胖的男性工作人员坐在离窗口不远的位置上,他大概就是这个接待室的领导,只见女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说了一些话,一会儿女工作人员走回窗口,摇摇头告诉我说领导不同意。这时我急了,掏出手机打开免提,电话打到刑警北部队,接电话的正好是办理记者案件的办案人员,我大声询问着“是不是你们通知我说某某请我当她的律师?”对方回答“是”,我再次请求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同意并安排会见记者,女工作人员真不错,又一次请示后面坐着的领导,过了一会儿回来说:领导让你找刑警要嫌疑人父母电话,让她父母给你出个委托书。我立即把电话打给刑警,刑警说他们也不知她父母电话。女工作人员又转述领导的话说:领导让刑警队开证明,证明嫌疑人聘请你了,并加盖刑警队公章,并附上刑警的工作证复印件。哇,这要求,刑警有那么听话吗?看来不管怎样,不能耗在看守所了,趁没下班赶紧去朝阳刑警队北部队,否则今天的事又耽误到明天。赶紧打上出租车一路疾驶,五点多到达目的地,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偏僻的地方。到了办公室,刑警已经走了,只有保安,我说明来意,保安给刑警打电话,刑警让律师在办公室等待,说过一会儿就回来。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人,一次又一次催促保安给刑警打电话,最后刑警也不提让律师等他过来了,直接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的家庭住址,让律师去联系其父母。这真是:苦心人,天不负!

— ⑤ —

见到了记者的父亲,这位年迈的父亲老泪纵横,女儿被抓几天了心急如焚又没有办法,看到我的到来,非常感谢,很快便签订了委托书,这个按下不表。接下来就是我顺利地在看守所会见了被抓的记者。记者向我哭诉了被抓的屈辱经过,她说是接到刑警电话后自己主动到的派出所等刑警的到来,没想到刑警来了就抹肩头撸二臂将记者摁住,记者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和自己没有诈骗的情况,看到我的到来,记者的眼中对案件有了信心。

对于律师来说,这个案件比2008年西丰县公安局进京抓记者的案件要复杂和困难,据媒体报道,当时西丰县公安局进京抓记者的背景是被抓记者写了《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一文,文章刊登后惹怒了西丰县的有关重要领导,西丰县公安以涉嫌诽谤罪进京抓记者,案情一经报道立即引起轰动和舆论的一边倒,形成一起事件,而本案涉嫌的是诈骗,案情不是因为记者报道而起,较难唤起舆论关注和同情;从报社来看,《法制日报》社及其属下《法人》杂志社一开始就介入,积极维护记者的权益,称记者是职务行为,《法制日报》社又是中央级媒体,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时代周报》报社地处偏远的广东,又由于本案涉嫌的是诈骗,《时代周报》报社很难介入维权;从办案单位来看,一个是外地的县级公安机关,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北京朝阳公安机关,难度之大,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虽然《时代周报》的记者被抓表面上不是因为职务报道引起的波澜,但记者被抓的背后却暗流涌动,异常凶险。《时代周报》被抓的记者是一位颇具正义感且性格直率的女记者,数年前曾因一次采访被凶手刺伤,近年来,她在《时代周报》工作中还为《证券市场周刊》撰写稿件,记者说这次被抓前一直在跑证券市场关注股市,并曾向证监会举报有关证券黑幕的情况。记者被抓是否与举报有关,我们无从知道。

— ⑥ —

(金晓光与中国法治泰斗、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江平教授)

炒股的人都知道,2015年的中国股市,涨跌的令人心有余悸,先是从年初的3350点一路攀升,6月创下7年来的高位5178点,随后又直线下跌至最低2850点,面对疯涨的牛市,许多人热衷于加杠杆,随后罕见的连续暴跌,许多投资者遭受了重大损失。而一直关注、调查股市的《时代周报》记者,却在股市即将涨到拐点的时刻被抓,记者被抓后,6月15日股市从5178点一泻千里。

我根据记者说的情况,一方面调查、走访、收集有关证据;另一方面与公安预审联系,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和控告,同时还联系记者,争取媒体的关注,上海的澎湃新闻对记者的被抓进行了简短的报道。

— ⑦ —

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最长是三十天,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如果不放人或改变强制措施,应该在三十天内报检察院批准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公安机关最后报捕的时间是第三十天。

律师的工作就跟打仗一样,公安机关是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守不住,就争取守住检察院批捕这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如果再守不住,就只好退到第三段。从跟刑警和预审接触的经过和他们的态度及记者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他们不会轻易放人,肯定是要想逮捕记者的。这里律师要掌握的是公安机关报到检察院逮捕的时间,就是他是哪一天向检察院报的,如果时间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在逮捕环节律师向检察院的陈述。这就需要律师跟踪案件的进展。也许有人说可以问办案人员什么时间报捕啊!是的,是可以问,关键是有时办案人员并不是那么高兴地告诉你,而且万一他告诉错了,贻误了你的工作怎么办?所以律师还要时不时盯着检察院。我去了朝阳区检察院,被告知没有收到公安的报捕材料,并且对我说不用来,可以打电话询问。就这样,我隔一两天打一次电话。临近三十天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由于事情比较多,我专门请同事李鹏律师帮助盯着检察院,李鹏非常认真,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询问,但就是没有信息。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天---第三十天,这下应该没问题了,我亲自跑到检察院查询,出乎意料的是还是没有,下午,再次打电话,还是没有。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三十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检察院,这次我没有一上班就去,而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去的,接待人员把记者的名字输入电脑,等了一会儿,眼睛一亮,有了。我的内心一阵莫名地高兴。

— ⑧ —

就这样,我的工作进入第二道关口,向检察院承办人反映,请求对于公安机关的报捕不予批准。

我去了两次检察院反映冤情、提交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书,第一次和承办检察官接触后,感觉没希望了,晚上躺在床上反复琢磨案情,告诉自己不能放弃,经过反复思考又重新组织观点,找到检察院递交书面补充意见,期间还数次打电话向检察院部门领导陈述、反映,终于在第三十七天,检察机关做出决定: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直到第三十八天,记者才获得自由,走出看守所。胜利来之不易,当在外地办案的我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告知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记者,公安释放记者,让我通知记者家属去为记者办理取保的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立即将这一喜讯电话告知记者的父亲,告知时代周报的领导,告知记者的朋友民主与法制的记者李蒙,并特地告知了早前关注报道过的上海澎湃新闻记者邢炳银...... 在记者被羁押期间,《时代周报》报社的社长等高层领导,多次致电我,关注并了解情况,特别是副总黄梦真,对于记者的遭遇非常重视,亲赴北京。

如今,这一切都已成过去,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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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光,首都著名刑辩律师,曾代理过大量影响较大的案件,诸如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副董事长赵明、延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长王东、山西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蔚德英、青海省国有煤矿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杨秀君等。

曾多次接受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采访,还受邀担任《北京青年报》法律圆桌节目嘉宾。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擅长刑事辩护。2015年12月受聘为中华儿女(海外版)中国影响力杂志《中国影响力智库》专家。至今,金晓光怀着一颗悬壶济世的仁善之心,奔走在法律阵地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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