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和记者王佑名誉侵权纠纷一案，富士康凭借雄厚财力，以天价索赔为目标，以直接封杀翁王个人财产为手段，直逼翁王个人承受的极限，显示了案件中富士康决策层和律师的出奇谋略。

是的，出奇才能制胜，打仗是这样，打官司也是这样。从2006年7月13日翁王二人财产被查封那天起，翁王及家人作为弱小的个人群体，面对实力强大的资本公司，面对富士康凌厉的兴诉，面对深圳法院以法律名义查封的压力，翁宝感到“这是我从业近十年最艰难的时刻”，他瞒着家人，一人独尝苦果，但还是传来了其母亲“凄厉的哭声’.

律师出奇制胜的谋略凑效了。然而在翁王二人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中于2006年8月28日开通了自已的博客，向社会求助，第二天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引来成千上万的网友加入 了讨伐富士康的行列。仅仅两天，形势就急转直下，富士康将3000万元的索赔一下子蹦极为1元，深圳法院查封翁王二人的财产也因此失去了法律依据。

这不能不说是律师谋略的失败。

醉翁之意不在酒。富士康之所以向记者个人“宣战”，显然是想以凌厉的攻势，“威慑”住记者，并以此警告敢于步翁王二人后尘的人。

应该说富士康的律师或决策中枢对诉讼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鸿海两年前曾用同样的诉讼谋略，针对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后来双方妥协了，但可以想像台湾《工商时报》的记者一定是刻骨铭心地领教了鸿海的厉害，领教了自己文章所招致的后果。这对其他新闻从业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警示”。

也许富士康的律师想在大陆重新上演台湾的模式，为富士康排除新闻媒体的“干扰”。但作为决策中枢的高参，律师不仅要从战术上考虑，威慑弱小，更要从战略上考虑，把握全局。尽管翁宝发出“这是我从业近十年来最艰难的时刻”的痛苦的呻吟，尽管传来其母亲凄厉的哭声，可以说律师谋略起到了威慑效果，但这只是战术上的胜利，在战略上，律师不具备观察复杂问题的大视野，因而导致富士康的“蹦极”。.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和矛盾凸显时期，贫富悬殊、司法公正一直是社会的热点，人们对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坚持司法公正有着强烈的诉求。富士康以自己的案件挑起了社会对弱势群体、媒体监督、司法公正等热点问题的强烈呼声，富士康站在了弱势群体的对立面位置，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如果富士康不改变谋略，此案僵持下去，后果难料。

假如律师在策划上能高瞻远瞩，真正从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查清事实真相出发，以要求赔礼道歉为基础，以公众能接受的数额为索赔数额，如30万或50万，那么最后真正担心输赢的便是记者了。相反，以天价索赔为目标，采取财产封杀的谋略，反倒给人的印象是恃强凌弱，怕记者报道真实情况。

 毫无疑问，律师谋略在官司胜败中起着重要作用。

北京金晓光律师在线网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金晓光

2006年9月2日